陈嘉庚研究

知足？不知足？

30年前，主流媒体开始展开一场不亚于文革的颠覆性大批判：批“勤俭节约”，批“谦虚谨慎”， 批“大公无私”，甚至批“愚公移山”， 批“孔融让梨”。继之而起的是，鼓吹 “高消费”、“能挣会花”、“青年人就是要狂妄”、 “生活要向上看，永不知足，社会才能进步”。

30年来，一般工人干部每月工资从不足百元涨到二三千元，一直是仅够基本生活；要“高消费”，钱从哪里来？白领有月拿万元的；可是消费的眼光更高了：提着800元的手袋，羡慕人家80000元的；开着“夏利”遇到“宝马”就自惭形秽，可前面还有“卡迪拉克”。欲望是个无底洞。要想“高消费”，就要捞到更多的钱。于是搞兼职、拿回扣、收红包，偷、抢、骗、赌、贪污、受贿、卖淫、贩毒、买卖婚姻、假冒伪劣、欺行霸市、绑架勒索、拐卖妇女儿童……当然，也有光荣稳健的高消费，那就是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美容，甚至公款嫖赌。与之相应的宣传是，“人性是自私的”、“人要为自己活着”、“关系也是生产力”、“人类创造了物质财富就是为了享受”、“自私自利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一切冠冕堂皇的理论围绕一个中心——不择手段地攫取个人利益。这些“理论”促使腐败的脓血渗透到社会各个部位，到了人们以臭为香的地步。

犯罪率的迅速上升，似乎转动了某些人的神经。于是，有的媒体又开始宣传要“知足常乐”，“人要有点阿Q精神”，不要“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人要适应社会，不能让社会适应你”。其中心是让人安分守己。

可是犯罪率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因为“不知足”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比享受”成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牵制的力量——“丈母娘推高房价”就是典型的一说。人类社会秩序已经被野兽的“森林法则”所改变。最近几年，虽然树立了一些奉献精神的标兵，但是，“人为自己活着”的人生观并没有受到批判，“知足”与“不知足”的矛盾宣传依然让人困惑难解。

人，知足了，安于现状，不求上进，社会日复一日不能进步。

人，不知足，牢骚嫉妒，违法犯罪。身心年复一年焦躁不安。

而“知不足”者，也必然“不知足”，或则改变现状奋不顾身，或则委曲求全抑郁自杀；总之不能安分守己，有碍和谐。

人，是应该知足还是不知足？是应该知不足还是应该胡涂涂？

这30多年来，没有谁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陈嘉庚早在100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并以其光辉的一生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陈嘉庚的“知足”

陈嘉庚曾经是大企业家。他的代销商遍布五大洲，属下职工达三万人；为办学花的钱若折算黄金，不下百万两。他个人的生活却非常节俭，一碗白饭，一碗番薯粥，一块红豆腐乳，是他经常的晚餐。〔1〕他说：“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多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此余之本意。”〔2〕日军占领新加坡，陈嘉庚避难爪哇，与黄丹季、郭应麟家人生活在一起。家里稍备点好菜，他就不高兴，恳切叮咛：“须知现在是战时，物力维艰，前线抗日战士，后方受灾难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已经够奢侈了。”〔3〕1950年陈嘉庚回国参政。他每月工资加补贴是539.80元。他规定自己每月生活费15元。他说：“按现在的标准，工人每月8元，干部每月10元，我每月15元就算很高了，不能再特殊了。”〔4〕他生前所用的蚊帐、雨伞、袜子都补过几次；两个式样不同的沙发是从旧货店买的。当时集美电厂晚上十点钟停电。停电以后要点蜡烛照明。他就用一个坏茶杯，底朝上做烛台。他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该用的钱，千万百万都得用，不该用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5〕

陈嘉庚“知不足”

陈嘉庚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他没有系统地学习社会科学，也没有专门的改革论著。他是在认真观察社会中，知其不足才有改革之举。陈嘉庚爱己、爱家、爱乡、爱侨胞、爱祖国、爱世界。正是因为爱，就要知其不足，补其不足，使其完美。他知道自己的不足，不掩饰，不自卑，而是虚心学习，努力提高。他看到社会的不足，不是怨天尤人，更不是在“适应社会”中投机取巧，争取个人利益；而是找出“不足”之症结所在，为改变其“不足”，“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而奋斗不息。他的每一步改革都是与时俱进，他的一切改革都是“从我做起”。

他的“我”，开始是一己之身，其后是本乡，继之是同安县、福建省、华侨界、全中国。他思想境界愈来愈高，眼界愈来愈广阔，看到“我”的不足之处愈多，感到自己的责任愈重。

《南侨回忆录》开篇就说“余天资素钝，九岁入私塾，十七岁夏塾师谢世，辍学出洋。时已有简单之日报，余仅一知半解。”中年以后，他在演讲中，在和记者谈话时，随口引用中外历史、时事和名人格言，世界经济、军事、文化的对比数字脱口而出。这些知识从哪里来？显然是他知道自身的不足，努力学习的结果。

1894年，陈嘉庚知集美“民智浅陋”，出2000元办私塾；1912年，知旧式教育之不足，废私塾办小学。他在同安各处乡村“目击儿童成群嬉戏赌博，衣不蔽体，地方师资缺乏，经费无着”，由同安，想到闽南，想到全省的教育落后。陈嘉庚决心自办师范学校，从闽南各县招收贫寒学生“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6〕他看到中国海权操在洋人之手，农业落后，商人不懂商业原理。为了改变这种种“不足”，他创办水产、航海、农林、商业专科。

1918年6月，在创办南洋华侨中学的会议上，陈嘉庚说：“英美德法诸国，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10人，日本百人中不满30人，我中国的人中则占96人……呜呼，此人格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其可得乎？诸文明国教育，除却政府注意维持外，而个人社会捐资倡设者尤巨，且多有倾家捐助办学者，故其教育界能收美满之效果”。〔7〕呼吁华侨学习洋人之开明者，为救国捐资兴学。1920年，他在《新国民日报》发表文章说：“现下政府切不可靠，贵吾民自奋发为要”。〔8〕

他看到中国的落后，政府的腐败，不是一走了之；他看到其它华侨对办学不热心，不是从众随俗；而是大声疾呼，唤起侨胞爱国之心，捐资办学，提高国民素质。

在南洋出生的华侨统称侨生。侨生之“不足”，是祖国观念差。陈嘉庚认为“有此不幸皆由未受祖国文化所致也。”因此他在南洋积极创办华文学校，在家乡办学也欢迎华侨子弟回乡入学。

1919年，陈嘉庚将在南洋所有不动产全部捐作集美学校永久基金并宣布“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以外，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每见许多华侨不愿回国者，虽有回国者，亦不过拥巨资作安逸之富家翁，专从事于种种奢华。在福建曾见华侨嫁女，乃费至千万之多，实为奢华之极；而对于实业教育各问题，反置之不问。……惟有身先作则，创办数事，以警醒之，兹出家财之半，或十分之三四，恐乃不能动其心，故将所有家财尽出之，以办教育，并亲来中国经营，以冀将来事或成功，使其他华侨有所感动也。”〔9〕

在他的带动下，很多华侨在家乡，在侨居地捐资办学。1918年，马来亚只有华人学校十几所，到1938年，华人办学达千余所。陈嘉庚一方面办学以培养对国家有用的新生力量，一方面坚决抨击妨阻碍社会进步的陋俗，改革不良风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家可以牺牲，是非不可不明”〔10〕是他一贯坚持的准则。

1921年9月，厦门市政会将开彩票，陈嘉庚认为这是大赌博。他对各报社负责人陈述彩票贻害社会，报社无动于衷；致函市政会劝其取消彩票，也无回音。十几天里，彩票已售出七八成。陈嘉庚并不气馁，他自写文章，痛述彩票种种祸害，印成传单，广为散发，致购彩票者纷纷退回，迫使彩票敛财之举灰溜溜收场。

辛亥革命后，闽南兵匪横行，强迫农民种鸦片，抽重税以充军饷。1920年9月陈嘉庚在集美、厦门召开会议，宣传禁烟并成立闽南烟苗禁种会，致电北京政府、福建督军请求取缔种烟，还印禁烟传单广为散发。

陈嘉庚敢于抵制社会的坏风气，甚至“在人廊檐下敢于不低头”。陈嘉庚当年侨居的马来亚是英国殖民地。殖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一半来自卖鸦片、抽烟税。陈嘉庚一方面向华侨宣传戒烟，一方面向国际联盟揭发英国殖民者的罪行，要求英政府禁绝鸦片，迫使英政府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