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

栏目简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公共图书馆有着丰富的革命文献资源，是党和国家重要的红色基因库。利用馆藏文献资源进行探索和实践，追寻红色记忆，赓续红色血脉，是公共图书馆的责任和担当。

集美图书馆从1918年创办开始便“凡中外图书杂志，均力为购置，旧椠新梨，兼收并蓄”，收藏着各种派别、各种思潮的刊物和书籍，这些进步刊物为集美学校师生接触新思想，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提供了良好的精神食粮。集美图书馆的创办者陈嘉庚先生被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评价：“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

集美图书馆利用本馆特色馆藏——嘉庚文献，与厦门陈嘉庚研究会共同推出“嘉庚文献里的红色记忆”栏目，旨在追寻嘉庚文献里的红色记忆，倡导广大读者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更加充分发挥图书馆红色文化的阵地作用。

本期摘选来源于陈碧笙、陈毅明主编、198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嘉庚年谱》。

 

不久，孙中山由欧洲回国，12月16日抵达新加坡，与陈嘉庚面谈，问能否筹款相助，陈嘉庚即赠一万元作路费。孙中山从上海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再次电求支援，陈嘉庚又汇去了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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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专门学识，不足以躐等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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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轴者既不能为我谋，则吾民不可不早自为谋，兴学责任讵有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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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下政府切不可靠，贵吾民自奋发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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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邓萃英请北洋军阀大总统徐世昌给陈嘉庚送“热心教育”匾额，表示钦佩。陈嘉庚却认为徐氏“是个少了士人气节的人，拒绝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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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之新精神，决不同执政府柄等辈事事敷衍畏难，方无背乎国民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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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时局蜩螳；日滋扰乱，军阀伟人，地盘权利迷其心，更何暇注意兴国之根本。夫当局诸公，既不足与之言兴国，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当急起直追以尽天职，何忍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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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曾电函叶渊：“请严禁学生树党，违者开革，秋季来生立誓为据”。23日，又致函叶渊，要求劝已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的学生退党，下学期新生入学的第一天即应写保证书：“当天立誓，志愿入集美校求学，不涉任何党，如违背此约，天地鬼神责罚”。11月5日，又写《谨告集美学校诸位学生》，劝告学生不要介入党派活动。他说自己曾经参加过同盟会，但后来“国民党重要人员联袂屡次辱临劝余入党，余谢绝之”，并“告以终身不愿入何党，但愿为未党青年服务以尽天职”。他认为现在不论共产党或国民党，引诱青年入党，搞的都是“愚民”“邀功”“请赏”的一套，“救国不专在武力，亦不属宣言，是以亟我血汗财力输办教育”，希望“造成将来有用之材”。他还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人格丧尽，乌能图存？以校中言，尊师、重傳、敬长、谦恭为之礼；克守校章不忘本原为之义：不贪名、不贪功、不出轨道为之廉；寸阴是惜，恐学业无成为之耻。”他认为自己以血汗资财创办学校，“对于利字已无偿值可言，若对于权字则余决不敢放弃”，要求集美学校师生不加入任何党派，也不许学生组织任何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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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共产党自上一年4月成立以来，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相当活跃。为让学生能好好读书，该校实行了改组，目的在于消除马共的影响。陈嘉庚为此与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发生了冲突。他在改组后的开学式上训词说：“ 制造学潮及不良学风的罪魁是学生会”，他列举学生会的“四条罪状”：(一)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参加国庆活动，(二)办墙报骂董事和教员；(三)新董事还未就职，就提出七八条要求，而那些要求大半无法办到，(四)鼓动各校组织学生会，“以与各校当局为难，有危本坡华人之教育”。他最后强调说，居留地政府已声明，不能再许华中发现第二次共产党活动的事。如再发现，必将危及学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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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进驻漳州。5月13日，陈嘉庚写信给叶渊时，谈到此事，认为这实际是“以暴易暴”，所以新加坡福建会馆“寂寂全无呼助与捐筹”，批评学校师生闻风星散，是毫无责任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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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友人来信说，国民党中央已决定采取三项措施：1.由何应钦电知东南各省，监视陈嘉庚的行动；2.通过新加坡总领事馆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禁止陈嘉庚回新加坡；3.派吴铁城到南洋各地活动，消除陈嘉庚的影响。陈嘉庚认为，此于个人并无所损，而“所损者义捐外汇耳”。但他坚信华侨不会为此等官僚放毒所左右，故三计策必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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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早，阅《南平日报》，见所登启事已删去“吾闽米珠薪桂，尤所关怀”句，知道是省招待员陈延进、李良荣等“丧心昧良，谄媚走狗”，与陈仪通了电话后删去的。“因痛憾蟊贼奸恶”，早饭也吃不下，离开饭桌，即戴帽执手杖出门，上车准备去邵武。（《南侨回忆录》第237页。陈嘉庚后来查明，秘书李铁民将陈嘉庚草拟的《启事》托陈延进送往南平等地报社。陈延进则与旅运社经理串通，由经理与陈仪通电话，报告《启事》全文，删去了与闽省有直接关系的十二个字。为此，陈嘉庚说“旅运社为官僚间谍机关”，而“李秘书亦糊涂”，未将情况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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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滇缅禁运三个月期将满，亲笔写一封信给蒋介石说：“滇缅路闻将开禁，该路管理甚形不妥，阻碍军运”，“虽前屡函电军委会，迄未改善。兹若认为必须更改者，请派工程师及运输员三两人准十率月终在昆明相待，余当依期到昆，同他等沿途视察。否则余由香港出洋，如何电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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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福州五日，军、政、商、报各界、厦大、集美师生及闽南同乡来访者很多，在南郡会馆厦大集美师生及各界欢迎会上都讲过话。最重要的是从各方面人士的广泛接触中，初步了解到当地人民在国民党苛政下的许多悲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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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下午，至泉州，住招待所。许多记者来访，都告苛政害民凄惨无比，而贪官污吏则火上添油。听罢说，自福州起，沿途闻见，莫不令人痛哭流泪，请各位记者用书面报告以作备忘录。据了解：自省府统制运输后，货物“平时商家自行雇运三四天可到者，统制机关代运六十天尚未交到”，结果，货物损坏腐烂严重，运费比以前骤增，米物昂贵，而县长则与奸商合作。交结运输机关，垄断业由是贵上加贵，而“公务人员与奸商则大发利，多者百余万，少者数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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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回顾到福建后，已调查过“约廿左右县，调查所及，或闻或见，大都同样事实，决无错误”，就写了电文和信给陈仪，专讲“统制运输，惨害民生一事”，其他如军粮、田赋、贸易、公估局官吏舞弊、苛捐杂税等都搁而不提。因为统制运输一项，“于各苛政中，政府最无关紧要，撤销最容易，而害民则最惨酷。如此项要求不准，其他更无希望”。他说：“余历十余省，虽近战区，亦未闻见有此政令，万祈火急撤销，以解百数十万贫民倒悬凄惨。以上事实，经余考查确定，希接纳至幸！”又另写一封信，除电文所说外，又加列统制运输影响民生至惨的八条具体事实，末了写道：“以上八条概属事实，完全为统制运输之害。敬恳急速撤销，仍由商民自运，救闽民于水深火热之惨。否则贫困民众，饿毙日多，残病日众，难可形容。万乞大旋恩泽，不特闽民之幸，亦抗战前途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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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在各界欢迎会上演讲回国经过等。并将沿途所闻见苛政害民事实补充七条，写信给陈仪，最后说：“万乞贵主席大恩大德，迅速下令撤销，免贫苦人民数十百万人饥饿、疾病、死亡之惨，至荷至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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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接读陈仪复电，虽长数百字，但“所言多不切事实，似有问牛答马之慨”，足见“陈仪骄愎”，便决定不去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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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早，离集美，经母亲外家孙厝社至英棣头街口，查问运输工人，了解情况。中午，到灌口，侯西反、李铁民都自家乡来会。再行十余里，登山，可望见集美红瓦屋顶校舍，感慨万千，说：“望见集美校舍，恐是此生最后一次。”侯西反问：为什么这样悲观？答：“陈仪祸闽，如不改善或去职，余当然攻击到底，安能回梓？”“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握政权，苛政虐民，上下争利，余亦不能缄口坐视，余势必极力反对，如此党人亦不能容，余何能回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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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由角尾坐小电船到漳州，住招待所。接蒋介石复电“同意视察滇缅路”。又接陈仪来电：“先生建议事，可来省从长计议”，陈嘉庚复电答应。接着又致电陈仪说：运输统制后，漳州柴价升三倍，米价亦加多倍，他处更可想见。次日，发出第三电说：漳州运输局“十月份明获净利十五万元，费及暗利或加数倍，而贫民为此饥饿疾病死亡亦增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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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晚……发第四电给陈仪，强调撤销统运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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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虽办有集美、厦大两校，不足资宣扬，实聊尽国民之天职而巳。”“忆清末国势衰弱，余侨旅星洲，深感弱国之痛苦，总理倡同盟会作推翻专制之运动，余遂参加焉。迨民国成立，余因殖民地环境恶劣，爱国运动遭受当地政府之压迫，乃未参加任何党派，惟吾人期报效国家，并不限于入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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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庄谈，陈仪昨日在纪念周演说：“战争时代运输必须政府统制，此乃各国通例，惟不识政治之人故有反对”，那篇演词隔天还署陈仪的名字在报上全文发表。陈嘉庚看报后，“已明白陈仪无悔祸之心”。他想，陈仪既无接纳批评的诚意，却又来电来人邀请前往晤谈，“无非有意藐视侮辱耳”，所以与陈仪见面时只一般应酬，近日来函电所涉及的撤销运输统制等事都完全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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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自述当时心情说：“余心甚不快，不但恋恋不舍，并思念何日能再回闽境。盖非积极攻陈仪，无可挽救闽民于水火之悲惨。若单向蒋委员长告诉，则恐难收效果；如扩大其事，联合中外围攻，则蒋公必不满，且须与党人为难，余此后何能回梓？”他将五十多天以来历经二十余县市视察所掌握的陈仪治闽劣绩加以归纳，又补充录下十六条。“此十余事，莫不残酷害人，甚于洪水猛兽”，决心义无反顾地攻伐陈仪，“决不忍坐视闽民之惨状”。决定一到赣州就找蒋经国报告福建问题，请即电蒋介石查办陈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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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傍晚抵达赣州之后，即往见蒋经国，流泪力陈福建统制运输的弊害，没想到蒋经国心不在焉，反应冷淡，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于是由黄文沣协助，连夜召集同乡会负责人商议救闽行动。

11月18日下午，召集同乡百余人开会，议决救闽办法三条：1、致电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并蒋委员长（估计此条“难有效果”）。2、往西南沿途召集同乡开会，互相联络，扩大宣传。3、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地闽侨代表大会，成立闽侨总会，合力要求。陈嘉庚在会上最后说：通过这些活动，陈仪等人“虽靠山稳固，不至倒台，亦当敛迹多少”，“就使完全无效，亦当尽人事以听天”。“兹既确知惨忧，万万不可坐视不救，……正当之失败无可羞耻，畏俱失败转可羞耻”。还说，从此沿途就要讲陈仪祸闽，讲到福建同乡都知道，讲到陈仪倒台。表示了与陈仪斗争到底的决心。

当天拟就一封电文交黄文沣即发在重庆给蒋介石，万祈电止陈仪推行运输统制。因鉴于参政员五十三人联名控告孔祥熙舞弊，虽证据确凿却也无效力，“今余个人欲控告陈仪，安能有效采”，所以电文只简单提一项要求，以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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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从赣州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已四天，仍不见回音，“料必搁置不省”，但仍不改反陈仪初衷，连夜又拟好致蒋介石电，准备次日发出。另拟一电给林森，内容大同小异，但增加擅增田赋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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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到桂林，有十余个记者来访说：“接到泰和、吉安记者来电，告有极重要闽省新闻，被中央检查员禁载，甚为愤恨，嘱我等来访，没法从他处发表”。于是将在福建所见所闻劣政逐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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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在桂林召开同乡会，讨论救乡联络办法。八天来蒋介石“绝无回电”。虽明知蒋“忍心偏护一人，视闽人如犬马草芥”，但还是不厌其烦再发一电：“万祈大仁大义，格外鉴纳！”另又致林森一电，内容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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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早，到柳州，晚召开同乡会。陈嘉庚报告后，全场起立，要求他亲自到重庆向蒋介石请求，他一再解释说，到重庆曾会见蒋五六次，已明白其为人。“总言之，虽亲往十次，亦绝对无效”。现在只有依靠国内各省的福建同乡会和南洋各属闽侨作大规模造动，“将陈仪祸闽凄惨无人道据实函电宣传，攻击不止”，这样或许有相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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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自述说：“余虽明知屡言无效，然爱省爱国之心不能自已，再尽最后之忠告，成败均不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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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待所接到蒋介石复电两份，一说：“来电收，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又一说：“昆明来电已收。”陈嘉庚认为这两电，“一无关系，一则护恶诈疾”，“复禁余勿言，其主意莫非陈仪握权，职居刀俎，而闽民应当任其鱼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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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在仰光华侨欢迎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报告，详述回国访问经过、最近抗战形势及必胜的道理，勉励华侨“更加努力，多寄家用及义捐”。并以极其乐观的语气向与会侨胞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当晚，又在福建会馆报告陈仪、徐学禹祸闽种种及多次函电蒋介石请命毫无结果的经过。16日晚，在集美校友会上演讲所历十余省见闻，他说，“民气旺盛，愈战愈强，最后胜利必可属我”，并托校友会印刷局将他与蒋介石、林森、陈仪等来往函电印好五百本，准备带往马来亚，另外航寄数本给香港闽侨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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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奉命“宜慰”华侨的国民党政府专使吴铁城也紧跟陈嘉庚的脚步到达槟榔屿，晚十时与陈嘉庚会晤于桂林庐。当陈嘉庚答以考察福建印象最劣后，吴继续问：“所谓最坏者，究为人事上做不到款？抑时间上所不允许欤？”答：皆非。吴说统制运输事，“或恐资敌，不得不尔”。答：“既非边境，自无资散之可言。”吴说，所呈函电及数处开会演词，蒋均寓目，“蒋委员长既云地方之政情，如有所见，自可直接向中央报告，最好此类之言，不必对外发表”。答：倘政府能予接受，何须再多提及之孚？至于筹赈工作，绝不因之而受影响。“我人对政府不敢过于青求，惟望政府当局，体恤海外闽侨之关切家乡，在可能范围，对于不善之处，加以改善，俾海外闽侨，稍得安心，巳满足矣。”

——第143页第1行到第9行

 

他兴奋地拉着黄奕欢的手说：“中国有希望了——中国有了真命天子！”这“真命天子”就是在延安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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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国共问题时说，“分裂就是灭亡，这是敌伪汉奸所喜，而为全国军民所反对者”；最后说，大家都应拥护蒋领导抗战到底。

——第144页第4行到第6行

 

傍晚，回抵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答记者问：(1)国共决不至破裂，因各军官多受过相当教育，只为爱国对外而战；(2)参政会不过形式而已，前年参政五十三人联名控孔祥熙舞弊事实，结果无效；(3)滇缅路绝无改善，腐化如前。

——第144页第13行到第17行

 

陈嘉庚“久居南洋，平素对国内政治，及官吏素乏注意，故罕闻问”。负责筹赈工作后，虽与党政要人接触，但也没了解多少情况。组织慰劳团回国慰劳考察，是他一生的一个重大转折，自此“知中央政府诸要人，多野心不正”，在国内“制造一党合污之政权”，在国外“则设党政机关，以笼络及欺蔽海外华侨，其厉害比较满清优待旗人，奴视我民族为尤甚”。现下“凡政府公务员，概须党员，由是朋比为奸，营私舞弊，上下争利，公然横行，无所忌惮。国内既无人敢呻吟，任其野心鱼肉。余以南侨总会主席地位，代表千万侨众职责，且身居海外非暴力可及，若缄口不言，不但有负南侨委托，亦失自己人格”。“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他从延安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在实行“三民主义”，在完成国父孙中山先生未竞之事业。刚回到新加坡，对前来怡和轩看望自己的第五子陈国庆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

——第144页第18行至145页第10行

 

1月5日，新加坡华侨在快乐世界运动场举行于欢迎陈嘉庚的盛大集会，售出门票万余张，座无虚席。陈嘉庚到会详细报告回国访问经过及观感，强调抗战必胜，勉励华侨努力捐输和增寄家费。他说：“考察原非易事，立言尤贵事实。一、须自尊人格；二、须无党派关系；三、须无权利企求，庶能作公平之评断，而不负侨众之期望”。

——第145页第12行到第17行

 

1月7日，在集厦校友欢迎茶话会上报告视察两校情况。谈了讨伐汪精卫所造成的影响：“当时国内官员，社会领袖，愤慨而反对者固众，惟终有所忌”，不敢公开反对。而“我居海外，非彼权力所及，发表言论，不受禁制。国内一闻本人讨汪之声，附和者遂日众。汪觉在蒋委员长肘腋之下，处境日恶，遂亦不得不走。此乃时地不同，故表现亦异，非我有任何超人之识见也”。

——第145页第18行至146页第2行

 

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即极力策动中国内部的亲日派反叛。皖南反共事变就是这种行动的重大步骤。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的新四军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消息传到海外，侨胞痛切万分。陈嘉庚自认为平时“主持南侨总会，目的在时常鼓励华侨努力义捐”，“对于国共摩擦问题，早不愿与闻问”。但马六甲埠国民党人竟操纵当地筹赈会，议决要求南侨总会发电给国内共产党，“告其切服从中央政府命令”，陈嘉庚答复：总会对两党摩擦事不愿过问。他们又联络森美兰筹赈会及利用马六甲侨领、筹赈会主席曾江水名义一再来函，措词更加剧烈。陈嘉庚以总会章程规定，属会提案须有十个筹赈会同意才能成案为理由加以拒绝，并约曾江水来新加坡当面解释。

——第146页第3行到第13行

 

1月10日下午，中华总商会召开全坡闽侨大会，陈嘉庚到会报告陈仪、徐学禹祸闽罪状：（一）虐待壮丁；（二）组织贸易公司与民争利；（三）荒废武夷茶园，摧残实业；（四）统制运输，祸及民生，（五）加征田赋；（六）加捐加税，贪污更甚；（七）特务布满各处；(八）实行愚民政策；（九）贱买贵卖；（十）利用职权，大作投机营业，侵蚀外汇，舞弊资敌；（十一）计口售盐，公务员及盐子店舞弊居奇，民食不足；（十二）徐学禹贪婪妄法，陈仪反加重用。他说：“本人对国家事，向少过问。惟曩年西南异动，背叛中央，攻击陈济棠；近年又以和平妥协卖国求荣，攻击汪精卫；兹则以苛政如虎，率兽食人，攻击陈仪、徐学禹。此岂本人之好事哉？良心出于不能巳耳。”不久，又将陈、徐祸闽事实十二条，整理印刷千余份，分寄国内各“军政要人”、国民参政员和南洋各地日报，并向国民参政会正式提出撤办陈仪的议案。

——第146页第19行至147页第8行

 

陈嘉庚自访问延安以来，更加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大声疾呼：团结到底、抗战到底、组织华侨、运动华侨，敦促国民党枪口对外。

——第147页第14行到第16行

 

2月5日，为皖南事变致电国民参政会转国民党中央政府、全国军政长官、全国同胞，呼吁团结息争，一致抗日。电文先谈去年回国考察的目的和所见所闻以及华侨的爱国热情。接着说：“抗战之初，获闻国共两党，统一对外，莫不踊跃欢呼。不意中途摩擦，谣诼繁兴，遂至热望冰消，义捐停缴，或者疾首蹙额，骇汗相告。”“值此敌焰犹张，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故“尚祈一致主张，弭止内争，加强团结，抗战前途，实利赖之”。

——第147页第17行到第24行

 

陈嘉庚是一面旗帜，蒋介石原先也非常重视，曾经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和热情。但见他不那么容易驾驭，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陈嘉庚举了一个例子：抗战爆发后，有个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由宋美龄挂名负责。陈嘉庚回国慰劳结束，一回到新加坡，就把已经募集的寒衣捐九万万元叻币（兑国币八十余万元）汇往重庆，函电、单据都注明宋美龄收。款当然照收，而回音却全无！虽函查收否，亦不肯复，足见其夫妇均对陈嘉庚不满矣。

——第148页第1行到第8行

 

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团结南洋华侨筹赈救亡，率领慰劳团回国慰劳考察，力劝国共息争，枪口对外，并揭露贪官劣政，博得国内外广大同胞的同情和支持，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恐慌和厌恶。国民党重庆当局为了扼杀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华侨爱国民主力量，耍弄了许多卑劣手段。他们派吴铁城到新加坡等地，竭力提高党权，增树党威，并借端在报纸上进行诽谤，甚至诬陷陈嘉康“将取华侨赈款充作学校基金”，企图破坏陈嘉康的威信，抵消他在华侨中的影响。他们不惜通过外交途径策动英殖民政府驱逐《南洋商报》主笔胡愈之、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等五人出境，英政府以五人没有触犯当地法律，拒绝这一要求。吴铁城等在总领事馆多次集会，布置不让陈嘉庚当选为南侨总会第二届委员会主席，并派王泉笙（国民党中央常委、海外部常委兼菲律宾代表）往吧城运动劝服南总副主席庄西言出任南总主席职务，说陈嘉庚“已共产化”，庄答：“我认识其为正道无私好人，不管是否何党化。

鉴于国民党在海外分裂华侨爱国力量活动的猖獗，也为抗议重庆当局对闽省苛政“为纣助虐”，陈嘉庚于2月19日在报上刊登了《陈嘉庚启事》，声明引退。同日，在写给陈村牧的信中曾谈到自己的困难处境与登“远游引退”启事的痛苦心情。他写道：福建腐败政治余早已知道反对无效，因过去曾对重庆提过许多意见，他们除了敷衍，没有一次能美意接受并予实行。“南洋华侨对捐资祖国，原无党派之分，此次是吴铁城南来，大吹结党威势，而希冀贪鄙之流，定多合污，由是变作党派及无党之成见，将与国内一样。余睹此状况，不愿与闻俗事。本天经登报，至三月后，各手续办妥，谢绝一切矣”。

——第148页第20行至149页第23行

 

国民党的诋毁不仅毫无收效，反而引起更多侨胞对陈嘉庚的关切，每天都有几十封函电要求挽留。3月26日，陈嘉庚忽然接到重庆朱家骅来电说：“传闻先生于国事颇露消极，谅敌伪挑拨离间之宣传，而非事实也。中央以先生为侨胞领袖，对国家社会贡献尤多，故于先生意见向极重视”。陈嘉庚当天即复电说明自己“明知多言招尤”，屡受诬陷，然“其奈良知难遏，蒿目时艰，痛心何限，故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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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颁发的“五年内全国教育计划”要求，陈嘉庚于3月28日写信给南洋各地各帮侨领，倡议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他写道：普及教育首先必须有师资，但福建却禁止私立师范学校存在，广东则大片土地巳沦陷，国立师范因中央实行教育党化，校长、教务、训育各员概须党员充任，但全国有党籍者，百未有一，因而只得降格任用，其质量可想而知。“国内对教育方面，既多使人失望，海外侨胞关怀教育，当然不忍坐视。凡可设法补救者，应当披发缨冠以赴之。故在新加坡创立大规模完备之专门师范学校一事，似不容缓举矣”。他希望不分省界，集中全侨力量，共成盛举。

在发起创办南洋师范学校的过程中，曾向李光前劝募校舍一座、修理费五万元，又向陈贵贱、李俊承、陈延谦、陈六使各募捐二万元，自捐一万元，共募得二十一万元，准备秋季开始招生。教育部却从重庆来电令校长教员须由其委派，因不被理睬，便又来电阻止开办，说若不从教育部，“他日学生不许回国升学”，并将电文发表于各日报。国民党报纸又另作文章，极力阻挠捐款。对此，陈嘉庚议论说：“以在殖民地办学，教育侨民子弟，使之勿忘祖国，校费且完全由侨民自筹，而中央教育部竞来干涉，此无他，大都为党化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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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朱家骅及南洋华侨团体函电挽留，陈嘉庚发出通告，并于3月29日（黄花岗烈士遇难纪念日），主持召开南侨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地点在新加坡大世界舞厅，出席代表一百五十余人。陈嘉庚报告两年来总会会务与各属汇款情况，侨汇与祖国抗战的关系，从军事与经验两方面确信最后胜利必可属我国，鼓励华侨更应出钱出力。接着，高凌百上台发言，除了敷衍几句外，弦外有音说，有人“无诚意拥护中央”，“口是心非”，“倒行逆施”，并将其演词稿交各日报发表。针对高的挑衅，陈嘉庚决定不让他出席第二天的会议。

3月30日上午，大会开始，陈嘉庚上台即席演说：昨天开会，诸代表都勉励华侨加强团结，踊跃捐输，支持祖国抗战，“绝无一语对中央政府，或国民党抑高凌百讥刺”，而“高凌百之演说狂谬乱骂，侮辱侨众”，“余已逐他出去，不许参加旁听 ”，“高凌百有三项确实大罪恶，不但贪污，向且拥汪亲德，皆有实在证据，此地为法治政府，余言如不实，彼尽可诉之法律”。同时，又揭发吴铁城任广东省主席时，敌兵未到，他就先携眷逃跑，而今不但逍遥法外，而且覥颜占居党部高位，甚至“夸言无耻，谓代表蒋委员长南来，到处鼓树党权，破坏华侨团结”。他说，抗战三年多，人民遭受的苦难莫可言喻，而吴铁城却在重庆嘉陵新村大兴土木，建筑巨大住宅，“试问此巨万金钱从何而来？岂非民脂民膏乎”？

陈嘉庚说罢，王泉笙就跳上台，说陈嘉庚侮辱中央政府和外交官高凌百，提议表决驱逐陈嘉庚，并派人往请高凌百前来。陈嘉庚说，王泉笙不是大会主席（当天大会执行主席是庄西言），无权主持表决。高凌百经人劝告离开了会场，使大会顺利进行。当酝酿选举陈嘉庚继任南侨总会主席时，陈嘉庚说自己已获罪中央，“若复举余，对内对外均有损无益”，坚决表示辞退。大会认为问题的症结在高凌百，于是议决推举刘玉水、何葆仁、白辰恭三侨领负责审查高凌百在大会开幕时的演词，而陈嘉庚的辞职问题推到第二天解决。

3月31日下午，大会进行选举，到会代表一百五十二名，陈嘉庚以一百五十一票再次当选为南侨总会第二届主席，庄西言（荷印）杨启泰（菲律宾）当选为副主席。选举结果一公布，会场欢声雷动，全体代表高呼“我们需要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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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三百多名代表在新加坡大世界舞厅开会，陈嘉庚到会演讲，说：我发表《西北之观感》后就受国民党监视，他们还想运用外交手段进行压迫，吴铁城在星洲时，大骂特骂“汉奸”、“口是心非”，他骂的不是别人，正是骂我。小弟明明知道，但只好容忍，为的是他是代表蒋委员长，因恐失国体，不然，我一定给他丢了面子回去。“在战时县长失城逃走，照国法应处死刑，若身居一省主席，于不数日间失去广州省会，反得逍遥法外，大作其官，这又何说”？接着揭发高凌百拥汪亲德及为包庇其友竟假冒中央诬称中正中学“办理不善”等等。

4月2日，闽侨代表大会正式开会，举主席团五人，议决组织“南洋闽侨总会”，在新加坡设办事处，又通过总会章程，捐款筹集南洋师范学校基金。关于救乡工作，议决中央对本省如无改善，仍任陈仪为主席，由总会电林森主席请其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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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总会闭幕后，陈嘉庚于4月7日发电重庆国民参政会，请分送林森、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电文说：南侨筹赈总会会员大会及南洋各属闽侨代表大会，近日均在新加坡开会，声讨汪逆，加强筹赈工作，并呼吁改善闽政，团结闽人。说侨胞自抗战以来，“一秉至诚，出钱出力，以无党无派为最巨，苟以党派为号召，则无异摒弃无党无派者于圈外”。

4月，日寇数千人侵入福州，驻军不战而逃，中外舆论哗然，蒋介石始将陈仪调回重庆，报传将派蒋鼎文接替。陈嘉庚得知后，于26日致电蒋介石说：“如果事实，则是以暴易暴，……万祈改派贤良，闽民幸甚！”同日，又致电林森说：“果尔则无异以虎易狼，……务祈力拒”。后派刘建绪任福建省主席。

5月，在新加坡大世界第五次筹赈游艺会上致开幕词说，我国以农业立国，生产落后，天不及时下雨就无收成，中央如委贪官民贼任地方官，则等于与天合作，祸害良民。又说自己曾因“西南异动而攻击陈济棠，以提倡和平卖国攻击汪精卫，以阻碍军运攻击宋子良，以舞弊国币攻击孔祥熙，以腐污误国攻击吴铁城、蒋鼎文、高凌百，以野心祸闽攻击陈仪、徐学禹，以教育党化攻击陈立夫。若谓余反对国民党而发，则所敬佩如冯玉祥、白崇禧、阎锡山、马寅初、张发奎、卫立煌、胡宗南、傅作义、薛岳、熊式辉、黄绍竑、黄旭初、李汉魂、程潜、杨绰庵及其他等十数人，岂非国民党人乎”？说自己不过激浊扬清，嫉恶好善，“出余爱国天性，既不能圆滑敷衍，又不能同流合污，安能免于受人不满耶”？

5月31日，接福州王世昌等二十人联名写来的信，劝“回省拯救本省同胞，及鼓励华侨赈济、投资、发展实业”等，即发表公开信，痛斥这群汉奸，“凡甘作敌寇顺民、俯首服从者，概当认为卖国贼，与我不共戴天”。信中抄录1938年11月驳斥江朝宗等的电文后说：“今日尔等师其故伎，可见利令智昏，同恶相济。”日寇“侵华四年，泥足深陷，天理人事，终必失败无疑，尔等如执迷不悟，岂特万世臭名，难以湔洗，国贼之诛，必在眼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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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陈嘉庚在新世界游艺场举行的筹款大会上演讲关于国民党是否遵行孙中山先生遗嘱时说：“孙总理推倒满清专制政体，改为共和政治，提倡三民主义”。但国民党训政满六年之后，不按规定让权，而借词抗战不便，先组国民参政会，代表由政府指派，巳历三年。纵观这三年间，国民党“滥招党员，不择良莠，强迫学校校长教师须加入国民党，否则开除，学生如入党者则可优待，谓之教育党化，诸公务人员亦然。致造成上下贪污，猫鼠同眠，误民弊政，无所忌惮，较之君主时代，苛殃更甚。此亦模仿欧美以党治国，而图永占政权，排斥异党之现象也”。有位当过蒋介石顾问的英国人曾对陈嘉庚说：重庆政府实行法西斯化，是自上而下，从最高首脑开始的。陈嘉庚认为“所言则甚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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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陈嘉庚发出《通告侨胞协力扑灭法西斯强盗》书，写道：“我国抗战四年余，侨胞义捐，未尝间断，虽以我国之单独作战，侨胞尚抱胜利决心，而源源输将，不达胜利目的不止。今则英美荷澳诸友邦，已共同作战，实力陡厚，日寇败亡，久则年余，暂则数月，可书铁券，不待蓍龟。故我侨胞对祖国之赞助，尤当与救济当地战灾同时加进，万勿稍懈，庶以完成祖国抗战之功，共达民主国家之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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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人的要求，蒋介石电令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传达命令华侨协助英国抗战之意。华侨各界希望陈嘉庚出来领导，英国当局也认为此事非陈嘉庚担当不可。

12月26日，汤马士十万火急地下令由陈嘉庚出面主持总动员。英殖民政府公安局长偕中华总商会会长连瀛洲和一位国民党人登门拜访陈嘉庚，传达了这项命令，但被他推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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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月，在总督府开总动员会，到者二百余人，其中有刚刚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爱国青年，如厦门鼓浪屿人、厦门大学校友耶鲁（马共党员）。汤马士在会上致词说：本坡华侨占大半，昨贵国蒋委员长来电令华侨共同努力，现陈先生愿意帮助政府。今后凡华侨应合作事项，经委托陈先生领导一切，凡各社团、报界、侨生，均须服从。陈嘉庚致答词说：总督先生的嘱托，我非常感谢。前天我表示再三推托不成接受，是因为华侨向来不参与军警活动，要帮助战事，恐怕做不到。由于总督先生的坚决命令，我便与公安局约定三条。至于蒋委员长来电，“其所委托系党部、报馆、社团三机关，然此三机关与余个人多无关系，余非党人，亦无报馆，至社团当以总商会为首负责。然今日中英已成共同战线，贵总督既欲委余领导华侨，余若办得到者，当竭诚奉行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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