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

《陈嘉庚和中国共产党》

作者：陈经华

一、到延安前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100周年。这是历史的巧合。在这风云际会的100年中，陈嘉庚和中国共产党演绎了一场又一场起伏跌宕的历史大剧。

陈嘉庚是孙中山的追随者，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1910年，他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积极为辛亥革命捐资、出力。辛亥革命后，他“热情内向”，矢志教育兴国。1913年及以后的十几年间，他在集美创办了一系列学校，成为集美学校。1921年，就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年，他又创立了厦门大学。

陈嘉庚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倾注巨资，延聘一流的师资，提供良好的教学设备，添置古今中外各种图书，订购国内外主要报刊杂志，兼收并蓄，努力拓宽学生的视野。他特别注重在闽南贫穷的农村中招生贫寒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等优惠的学习条件。他希望学生好好学习，增长知识，为国家、民族的振兴做贡献。

辛亥革命以后，陈嘉庚对党派活动不感兴趣。他说自己“不能领导别人，也不能被别人领导。”他自己不参加任何党派，也不允许任何党派在学校存在。他要求已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的学生退党，要求新生在入学的第一天即写保证书：“当天立誓，志愿入集美学校求学，不涉任何党，如违背此约，天地鬼神责罚。”

然而，作为学术，陈嘉庚对共产主义还是接受的，容许对其信仰和研究。他严禁在学校里的党派活动，目的是要学生专心读书，不要被人利用，破坏学校求学的气氛。因为他容许对主义的信仰和研究，对学术持“兼收并蓄”的态度，同时对贫寒学生实行的优待措施，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育、成长的沃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活动基地，培养了多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虽然这不是陈嘉庚的本意，但“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陈嘉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共合作，开始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期间，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先后爆发了多次学潮，1926年的学潮是在北伐军介入的情况下发生的，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学潮的矛头直指当时集美学校的校长叶渊和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这两位校长都是陈嘉庚亲自聘任的，都是陈嘉庚办学理念的忠实执行者。显然，学潮的锋芒也是对着陈嘉庚的。学潮把陈嘉庚置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立面。

陈嘉庚坚持自己的原则，两校实际上处于关门状态。有关当局不愿看到事态扩大，出面调停。共产党方面的有关领导也认为“一个开办的集美学校比一个关闭的集美学校对革命更有利”。经多方劝解，学生做出让步，接受陈嘉庚的全部条件，学潮宣告结束。学潮给陈嘉庚留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印象。

陈嘉庚是身居海外的华侨，他爱国、爱民，有很强的正统观念。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陈嘉庚明确地提出“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口号。

1932年4月20日，红四军攻入漳州城，向城内商家筹款。陈嘉庚在漳州城内有一家鞋店，鞋店经理怕红军，躲起来了，没有把所派的钱款交上。于是，红军打开陈嘉庚的鞋店，从中取走相当于派款数额的胶鞋。消息传到新加坡，说红军抢走了陈嘉庚店中所有的胶鞋。陈嘉庚得到消息，非常愤怒，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印象，说他们是“打着共产主义招牌的土匪”。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侵略行径，陈嘉庚盼望国家统一，上下同心，团结一致，齐心抗日，更是全力支持蒋介石政权。在蒋介石和各派军阀的纷争中，他始终站在南京政府一边，站在蒋介石一边。1936年，蒋介石准备庆祝五十大寿，授意部下发动捐机祝寿活动，让驻英大使给新加坡总领事刁作谦发电报，要他出面劝马来亚华侨捐献飞机一架。总领事让陈嘉庚负责此事。陈嘉庚全力以赴，募得的款项是承担任务的13倍，可买13架飞机。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陈嘉庚为此寝食难安，成天守在电话机旁，等待关于蒋介石安危的消息。蒋介石获释后，他兴高采烈，一反常态参加庆祝宴会，还在他家门口燃放了一卡车的鞭炮。

尽管陈嘉庚在政治上毫无保留地倒向国民党、蒋介石一边，但共产党方面始终对他予以极大的关注。“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周恩来直接领导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他指示在三厅工作的集美校友陈乃昌选择一些合适的抗战书画，寄给陈嘉庚。周恩来说“陈嘉庚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赞成‘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宗旨。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倾资兴学就是其爱国主义的最为难能可贵的表现。对日寇侵略中国，他同仇敌忾。寄些反映团结抗战的书画给他，他会感到鼓舞，会高兴的。你写好信，选择一些书画，让翰笙由香港寄去。”两个月后，陈嘉庚通过在桂林的叶渊传来回音，书报收到了。他很高兴！

陈嘉庚身边的同仁和朋友也有意无意地给他传递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信息。陈嘉庚的好友张楚琨曾给他捎去一本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从这本书，陈嘉庚正面接触到一些中国共产党的资讯，了解了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一些情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从爱国爱民的立场出发，陈嘉庚坚决地拥护“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主张。1938年，他牵头组织成立了“南侨总会”并任主席。他为抗战募捐了大量的物资和外汇，并把所得的物款全部送交重庆的国民政府，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国民政府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政府。

1940年，陈嘉庚组织并亲自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3月26日抵达重庆。他满怀爱国热情和对国民政府的信赖而来，可是一到重庆，他所见所闻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国民政府把陈嘉庚当成财神爷，成立专门的接待委员会，拨重金予以高规格接待。陈嘉庚看到国民政府奢靡无度，看到国民党大小官员腐化堕落，百般无奈。他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罢宴声明，称：“在此抗战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在陈嘉庚逗留重庆期间，蒋介石几次接待他。蒋介石公然在他面前叫嚣“不消灭共产党抗战就不能胜利”。看到蒋介石磨刀霍霍，国共摩擦日甚，陈嘉庚担忧抗战能否坚持到底；看到国民党党政显要尸位素餐，建国乏人，他忧心忡忡。他感到迷惘，不住地发问：中国希望在何方？

正当他愁思百结不得其解之时，中共代表到他住处求见。陈嘉庚素来和共产党没有任何交往。因为集美、厦大的学潮及漳州鞋店之事，他对共产党更没有什么好印象。到重庆后，他耳边天天听到的是“共产党搞摩擦，无心抗日”“共产公妻”等等传言。他对共产党更是绝无好感可言。

虽然对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好感，但陈嘉庚对共产主义并非一无所知，相反的，却有相当的研究。他很早就知道苏俄革命，知道列宁。他崇拜列宁，崇尚列宁的事业，把列宁和列宁的事业引为自己学习的模范。他相信，未来的世界是共产主义的世界。1934年，他在《南洋商报》发表文章，指出经济不景之气，是社会弊端所致，是任何智能财神伟人博士都无法挽回的危局。他的结论是：要解除不景气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发动战争，一是实行共产主义。“战争属于治标，共产可以治本”。实行共产主义，“虽生效较迟，然目的达到，则世界大同”。

爱国、爱民是陈嘉庚一刻也没有动摇过的根本，也是他一切思想、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他苦苦地寻找着救国之路，寻找着民族的救星。

重庆所见所闻使陈嘉庚陷入深深地失望和迷茫之中。此刻，听到中共代表来访，对陈嘉庚而言，无异于见到穿过重重迷雾射出的一缕阳光。来访的中共代表是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他们到访的身份都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三人的名字，陈嘉庚早有所闻，并不陌生，立即决定一见。一见面，陈嘉庚觉得他们和传闻的共产党大不一样。三人谈吐文雅，举止彬彬有礼，既没有青面獠牙的妖气，也无横行无忌的匪气，倒是和《西行漫记》中描述的共产党十分相像。联想到自己和周围的朋友屡屡被人诬为“共党”“共产党嫌疑”，陈嘉庚想，在那利欲横流的世界上，谁要是还存有一份公心，想做点好事，谁要是无私破财，谁就有被诬为“共党”的危险。他茅塞顿开，觉得“共产”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他自己不是把全部财产拿来办学“共产”了吗？他觉得共产党也不是什么坏东西，倒是一种难于企及的高尚神圣的存在。

作为见面礼，叶剑英送陈嘉庚三件陕北的羊皮袄。陈嘉庚明白，其寓意是邀请他访问共产党管辖的边区。

陈嘉庚最关心的是国共两党摩擦问题。叶剑英等一再表示：只要能一致对外，中央（指国民政府）不再存心消灭延安，一切都可以接受。陈嘉庚感到无限欣慰。

宾主推心置腹，几个小时的交谈消除了陈嘉庚的误解和疑虑。陈嘉庚觉得自己和中国共产党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为国家好，为社会好。几天后，他欣然应邀出席中国共产党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在红岩村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会上，陈嘉庚说：你们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使国家民族好。我这些年来办学，也是要社会好。这一点初心，我和你们共产党人改革社会的动机原是一样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了寻找中国的希望之星，寻找中国的列宁，陈嘉庚决定冲破重重阻扰，亲自前往延安。

二、陈嘉庚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0年5月31日下午5时30分，陈嘉庚抵达延安，受到吴玉章、肖劲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和3000余名群众的欢迎。在延安各界的欢迎会上，陈嘉庚作了简短的讲话。

6月1日下午4时，陈嘉庚在侯西反的陪同下来到杨家岭会见毛泽东。车到杨家岭，毛泽东已在门口迎接。陈嘉庚看到“毛君形象容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据言多病，已两月未剪去。”也许是太辛劳，毛泽东显得有些清瘦，但精神很好，双目炯炯有神又饱含幽默。毛泽东微笑着同客人握手，表示热烈欢迎。

陈嘉庚久居南洋，此前，从未到过福建之外的中国其他地方，当然也从未到过陕北，对陕北的窑洞也闻所未闻。他称毛泽东所住窑洞为“山洞”。在“山洞内摆设的只有一张陈旧的写字木桌，另有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都是“旧式乡村民用家私”。共产党领袖的住处如此简陋，令陈嘉庚感佩不已，肃然起敬。

毛泽东和陈嘉庚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一见如故。陈嘉庚向毛泽东表示了海外侨胞的慰劳，询问了毛泽东的工作生活情况，知道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鸡叫后才上床睡觉。陈嘉庚劝他改在白昼工作，有利身体健康。谈话间，朱德、王明夫妇先后到来，参加座谈。后来又来了几个南洋华侨学生和集美的毕业生，其中有集美毕业生陈伯达，还有印尼侨生庄焰。他们就象到自己家里一样，没有敬礼，也没有客套，一来便坐，有话便说，没有任何拘束。这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使陈嘉庚感到新奇和赞叹。

晚上，毛泽东请陈嘉庚吃饭。席设门外露天场地上，朱德也一起用餐，十几人围坐一桌。菜很简单，都是些平常菜，其中最好的一道菜是清炖老母鸡汤。毛泽东对陈嘉庚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他们边吃边谈，陈嘉庚兴致很高，饭菜也吃得特别香。

谈话中，毛泽东向陈嘉庚致歉。那时八年前的事。1932年2月，红军攻克漳州，砸开陈嘉庚在漳州的鞋店，把店中的鞋拿走，分给士兵百姓。警卫员陈昌奉说他拿了一双给毛主席。陈嘉庚乐了，问：“我的鞋好穿吗？”陈昌奉说：“好穿！舍不得穿！”陈嘉庚说：“你应该拿两双给毛主席！”

席间，毛泽东说：“我们大批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要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陈嘉庚深深的感悟到中国共产党和陕北军民对海外中华儿女的深情厚意。

在延安，毛泽东多次亲临交际处见陈嘉庚，或同吃午饭，或同进晚餐，边吃边谈。交谈中，陈嘉庚代表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毛泽东满口应承。毛泽东谈笑风生，讲古论今，其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博大的胸怀让陈嘉庚深深地折服。

在延安逗留期间，陈嘉庚到女子大学参观，游览了延安城。他听到、看到许多新鲜事：商店都是私人经营，政府不与民争利；县长民选；贪污五十元者革职，贪污五百元者枪毙；毛主席夫人、朱总司令夫人都参加工作，每月领五元零用费……

陈嘉庚一生笃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格言。他到延安的目的是要亲眼看看共产党到底是不是国民党方面宣传的劣迹斑斑的衣冠禽兽，他要看看延安的政治、民生、官兵士气、抗日的斗志，尤其要听听中共领导对国共合作、避免摩擦的真正态度。

几天的考察，陈嘉庚看到延安政治清明，无贪污腐败，苛捐杂税；军民团结，一心抗战，斗志昂扬；官兵上下一致，同仇敌忾。以前耳边听到的“青面獠牙”“共产公妻”，民众惨苦等传闻全是子虚乌有。延安，越来越清晰地在陈嘉庚面前展现出一个民主、清廉、人道、艰苦奋斗的新世界，是他梦寐以求的“尧天舜日”。这个新世界和陈嘉庚的主张是那样的合拍，因而在他的心弦上引起强烈的共鸣。更让他感到无限兴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从毛泽东到他接触到的大小领导，都真心实意地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坚决反对摩擦。看到眼前的一切，陈嘉庚对开创这片新天地的巨人毛泽东充满无限的敬意！

他觉得毛泽东是一个真诚、慈祥、温和、俭朴、直率、善解人意的人。他说毛泽东智力超群，过目不忘，是“天生的救星”。陈嘉庚原想“建国乏人”，并为此感到深深的忧虑。见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之后，他感到“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他看到建国“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

6月7日，陈嘉庚离开延安前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前来话别。毛泽东请他办两件事：一、见到蒋委员长，代向蒋委员长表明共产党团结抗敌的诚意；二、到海外，如实地把延安的情况向侨胞报告。陈嘉庚当即表示一定照办。他暗下决心：不等回到南洋，一出延安，只要有人问起，他就凭人格和良心，把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人们，绝不指鹿为马。

7月24日，应“国民外交协会”之邀，陈嘉庚在重庆作了一场题为《西北之观感》的演讲。他说：

那里（指延安）有很多青年人，从福建去的，从南洋去的，还有从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去的，这些青年男女有几百名之多。他们可以讲福建话，不要人翻译，也没有顾忌，可以畅快地谈论一切。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他们用新的方法，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成绩。我所接触的那些青年男女就是有力的证明。

演讲中，陈嘉庚以事实戳穿国民党对共产党污名化的宣传，在重庆的民众面前展现了延安政治清明，上下一心，军民团结，抗战到底的新景象，振聋发聩，振奋人心。在私下谈话中，陈嘉庚说得更为实诚直白。他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是真命天子”。

陈嘉庚在延安，朱德差不多全程陪同。朱德的博大胸怀，简朴的作风，高尚的人格给陈嘉庚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陈嘉庚访问延安时，周恩来不在延安，二人无缘见面。7月21日，周恩来到重庆嘉陵宾馆拜访陈嘉庚，二人平生第一次见面。在简短的会面中，陈嘉庚对周恩来的诚恳、忠勇和睿智印象深刻。周恩来则对陈嘉庚的爱国精神，和他对中国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十分钦佩，对陈嘉庚为中国抗战募集资金、提案痛斥汪精卫投降主义的义举也给予高度的评价。

1942年2月，日寇占领新加坡。陈嘉庚避难印尼爪哇，匿居三年又八个月。1945年日寇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0月6日，陈嘉庚由吧城乘飞机回到新加坡。11月18日，重庆各界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题赠条幅“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给陈嘉庚以崇高的评价和应得的历史定位。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也题词表示祝贺，赞颂陈嘉庚的杰出贡献和高尚的人格。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揭露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在海外坚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9年6月4日，陈嘉庚应毛泽东之邀，到达北平，共商建国大计，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共高层领导的欢迎。6月7日晚，周恩来到北京饭店拜访陈嘉庚，带他到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陈嘉庚，便说：“嘉庚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分手到现在整整十年了。”毛泽东邀请陈嘉庚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陈嘉庚推辞说“自己对政治是门外汉”，又“不懂国语”。郭沫若说“语言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彼此心相通，情与共。” 周恩来说：“华侨首席代表非陈先生莫属。陈先生不当，谁来替华侨说话？”一语打动了陈嘉庚的心。

1949年9月21日，人民解放军对驻扎在集美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

集美学校系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所创办，我军在解放集美时，要尽力妥善保护，严防破坏。宁可多流血，也要避免使用火炮。

解放军253团在解放集美的战斗中，因为不使用火炮，付出沉重的代价，伤亡达到200多人，其中牺牲80多人。烈士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集美学校。为了让集美人民和集美学校的师生世代不忘解放军的感人事迹，陈嘉庚先生开始筹划建造一座纪念碑，以慰忠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嘉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历史雄辩地证明他当年的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无比正确性和前瞻性。

三、陈嘉庚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的亲密关系

陈嘉庚回国参政后，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都毫不含糊地表示支持和拥护，并落实在行动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出外巡视，发现需要向主席、总理汇报的，或他本人对中央人民政府有什么要求或建议，都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或周总理。毛主席、周总理对他的书信文电都给予特别的关注。

1949年11月21日，陈嘉庚领导创办的《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毛泽东为其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周恩来也题词；“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南侨日报》是南洋广大爱国华侨的舆论阵地，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集美，为纪念为解放集美英勇献身的人民解放军战士，1951年陈嘉庚在集美竖立集美解放纪念碑。陈嘉庚致信毛泽东，请求为纪念碑题写碑名。毛泽东应邀题写了龙飞凤舞的七个大字：“集美解放纪念碑”。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袖为一个海角小村镇的纪念碑题写碑名，举世罕见。

陈嘉庚多次在不同场合，包括直接上书毛主席、周总理，建议国家在福建修铁路。光是1952年，他就两次投书给毛泽东主席。1952年5月，毛泽东在他的信上批示：“陈嘉庚来信，要修铁路。”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期间，国家经济非常困难，无法把在福建修铁路的项目列入国家计划。毛泽东指示缓修从株洲到韶山的铁路，为福建铁路让路。经勘察，铁道部对铁路的走向提出三个方案：闽北线、闽中线、闽南线。陈嘉庚最喜欢闽南线，征得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意后，他即驰书毛泽东。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陈嘉庚的信上批示：“滕代远答应修闽南路。此路何时可修，请薄（一波）查明告我。”

陈嘉庚曾往拜谒黄帝陵。看到黄帝陵年久失修，他感到非常痛心，便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毛泽东阅罢，立即批示有关部门修复。

因工作关系，陈嘉庚和周恩来的关系更直接，更密切。

1946年，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签定之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移师南京。陈嘉庚深知蒋介石阴险奸诈，反复无常，担心周恩来的安全，特拍发电报给他，提醒他主意安全。周恩来十分感激。

1950年，陈嘉庚再次向周恩来表示：“我不懂政治，不会做政府的工作，不能有所贡献”。周恩来说：“今后我们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外汇，嘉老可以利用在海外的影响，号召华侨多寄侨汇，帮助祖国建设。这就是最好的贡献。”

陈嘉庚当即表示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办。他向海外亲人、族亲和其他人士争取捐款，帮助集美、厦大两校的修复和扩建工程，一者可筹措两校建设所需资金；二者可为国家提供建设急需的外汇；三者，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广大华侨作表率，促进他们多汇款回家。陈嘉庚称这是“一石三鸟”，亦即我们常说的“一箭三雕”。

1953年7月30日，周恩来写信给陈嘉庚，告诉他中央政府已决定在福建修建铁路。1954年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陈嘉庚又问起在福建修筑铁路的事。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定地对他说：“马上动工。”福建省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铁路——鹰厦铁路于1955年2月动工，不到两年建成，于1956年12月通车。

1952年，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校修复和扩建工程全面展开，陈嘉庚每周都要横渡海峡往返两校工地之间，筹划、指导、监管工程。周恩来得知后，觉得这既不方便，也不安全，便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陈嘉庚拨小交通艇一艘、小轿车一辆。陈嘉庚坚持不受，理由是国家经济还很困难，自己不应该享受这特殊待遇。直到1957年厦门岛和集美之间的海堤竣工之后，他才接受小轿车。

陈嘉庚回国定居后，华侨学生回国求学的逐年增加。为接纳这些归国的侨生，并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提供相应的受教育机会，陈嘉庚建议在集美设立“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简称“集美侨校”）。国家支持陈嘉庚的建议，拨款350万元，由陈嘉庚负责筹建和管理。1953年，集美侨校成立，陈嘉庚全身心投入，又快又好又省地完成办学和建校的任务。

1954年，集美学校名下的集友银行由于存款偏多、放款偏少、外汇业务下降，出现亏损。陈嘉庚得知后非常着急，于12月13日写信给周恩来，请求国家把集友银行收归国有。周恩来回电：厦门、上海集友银行两行仍按现体制继续经营，业务上由国家银行帮助，多分配一部分侨汇与放贷业务，保证集友银行有利可图，不使亏损；多余人员安置在国家银行。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厦门、上海两集友银行业务蒸蒸日上，盈利可观。集美学校也有了更充裕的经费来源。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很重视陈嘉庚的建议和意见。每年在北京开会期间，周恩来、朱德、陈毅等领导都安排时间看望或接见陈嘉庚，交谈情况，沟通想法。有一次，周总理到陈嘉庚住所拜访他，他向总理反映了许多问题，提了许多建议，包括集美学校发展的具体问题。总理不插话，耐心听他把话说完，然后归纳为几个问题，一一作答。陈嘉庚觉得自己拉拉杂杂说了好多，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可是总理归纳得井井有条，所作的答复，在情在理，陈嘉庚心悦诚服。他觉得总理有超强的能力，胸怀宽阔，为人谦虚，实在伟大。

1959年8月23日，超强台风正面袭击厦门。集美学校校舍损毁严重，大部分建筑倒塌。陈嘉庚心急如焚。就在此时，周恩来发来电报，向陈嘉庚表示慰问，并告知国家拨款60万元，供校舍修复之用。陈嘉庚感到挚友的一片真诚，感到祖国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

这场超强台风还摧毁了陈嘉庚苦心经营的一个试验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集美太古海潮发电站”。1957年初，有一水电工程师向陈嘉庚建议利用海潮发电。陈嘉庚认为：“试验如果成功，是一个突破，既能解决学校用电的困难，又可在沿海省份推广应用，意义重大；如果失败，就是24万元的损失。”1957年底，集美海潮发电站工程开工。经过两三年的建设、反复试验，投资不断增加，陈嘉庚捉襟见肘，试验成功的希望渺茫，陈嘉庚又身染沉疴，一边和病魔斗争，一边关心着试验工程。周恩来得知后，给予多方的关心，并指示福建省拨给20万元的资助。试验最终宣告失败，总投资93万元，是鳌园投资总额60万元的1.5倍多。陈嘉庚对周总理的关心深深地感恩。虽然他多次说“正当之失败不可耻，畏惧失败才可耻”，但这次失败对他的病情确实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早在1958年1月，陈嘉庚右额眼眶上发现有一隆起，经诊断为鳞状上皮癌。周恩来安排专家精心医治，病情得到控制。1960年2月，陈嘉庚病情恶化，前往北京治疗。陈嘉庚在北京治病期间。周恩来几乎每月都去看他，还指示医生将医疗报告呈送给他，以便他及时了解陈嘉庚的病情。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安然辞世。临终，他留下遗嘱，其中一条事关祖国统一；一条是关于他银行存款的安排，另一条是“集美学校还要办下去”。周恩来得知后，指示：“照嘉老的意思办。集美学校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

周恩来亲自处理陈嘉庚的善后事宜，亲自担任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陈嘉庚大会，两千多人出席。主祭人周恩来总理，陪祭人有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等13人。周恩来亲自为陈嘉庚灵柩执绋，参加执绋的还有朱德、陈毅等。习仲勋等护送陈嘉庚灵柩至北京火车站，直送上南下的运灵专列。

8月20日15时，运载陈嘉庚灵柩的专列在哀乐声中徐徐开进集美火车站，陈嘉庚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被护送到他的陵寝之地鳌园安葬。陈嘉庚长眠于他热爱的集美故土。

陈嘉庚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光辉业绩，以及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真诚友谊，感人至深，将永为后人传颂。

陈嘉庚去世后，周恩来指示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妥善处理陈嘉庚未完事务，包括他生前开工建设的工程和启动的项目，资金缺口由国家垫补。他还指示兴建陈嘉庚生前计划兴建而未动工的归来堂，不足的资金由国家支付。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归来堂于1962年陈嘉庚先生逝世一周年落成。

陈嘉庚和地方领导也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他和华东党政军的最高首长陈毅关系也非同一般。陈嘉庚关于在福建修铁路、修建高（崎）集（美）海堤的建议，都得到他的支持。陈毅到集美拜访过陈嘉庚。陈嘉庚两毛钱糖请陈毅的故事还被搬上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

陈嘉庚和福建省的主要领导叶飞关系也很好，集美学校的许多事，如集美航海办成学院，调叶振汉任集美中学校长，陈嘉庚都直接请叶飞帮忙。他请求调叶振汉到集美中学任校长，因为叶振汉是华侨，又是党员，陈嘉庚认为华侨更了解华侨学生，共产党员更善于做思想工作，能更好地教育侨生。

陈嘉庚秉性率直，诚挚待人。他对中国共产党更是以诚相待，衷心拥护。但他对共产党的一些主张，也是有保留的；对共产党的不足、错误也不包庇护短，而是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秉公直言。

早在1940年访问延安之后，他在颂扬延安的“好政治”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说出他的担忧。他说“设共产党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在今日我党反腐的路上，陈嘉庚的话时时在敲着警钟。

1949年，他访问东北，看到解放了的东北大地一片新气象，感到无比的振奋。但当他看到当地多处把一外国元首的像和毛泽东主席的像并排悬挂的时候，感到大受伤害。回京后，他向中央领导提出批评，要求改正。

他对中国的版图也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坚持称“大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经领导劝说，他同意顾全大局，但不放弃自己的观点。

他对解放初实行供给制时期给干部发香烟的做法提出过严厉的批评。

中央对陈嘉庚十分尊重，凡涉及集美当地的改革及政治运动，都要求当地政府和陈嘉庚商量，征求他的意见，有的要征得他的同意，方可实行。曾有人为了一己之私，求陈嘉庚替自己说话。陈嘉庚秉公办事，绝不徇私。

对共产党的某些举措、做法，陈嘉庚不理解，甚至有抵触，他敢于直言。

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陈嘉庚不赞成。当他从北京医院回到集美时，看到校园多处建有炼铁的小高炉，非常不高兴，挥着手中的手杖喝道：“拆！拆！学校是求学的地方，不是炼铁的工厂。”对大跃进，他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坚持。他连续几天在《厦门日报》登载《陈嘉庚先生为集美学校跃进措施启示》，提出要在集美完成多项校园建设工程，改善办学条件，以此作为自己“跃进”的举措。

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高度赞扬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感情和举动，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四、鳌园是陈嘉庚献给中国共产党的一曲恒久的颂歌

1951年9月8日，农历八月初八，陈嘉庚在集美东侧的鳌头宫旧址开工建设一座纪念碑——集美解放纪念碑。

作为集美人，陈嘉庚热爱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深知在旧中国乡亲们遭受的苦难，感受到新中国给人民带来的新生活。他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国共产党，他要为集美的解放建一座纪念碑。这纪念碑是纪念中国共产党丰功伟绩的丰碑，也是陈嘉庚献给中国共产党的一曲恒久的颂歌。

纪念碑碑高28米，象征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年的奋斗历程。纪念碑台基上面有两层碑座，第一层8级台阶，象征8年全面抗战；第二层3级台阶，象征3年解放战争。这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奋斗史。这是陈嘉庚献给中国共产党恒久颂歌的序曲。纪念碑的碑名“集美解放纪念碑”七个大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所题。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为一个村镇纪念碑题写碑名，世所罕见。这大大增加了纪念碑的分量，是“序曲”最响亮、最扣人心弦的音符。

纪念碑矗立在一座叫鳌园的建筑中心。走进鳌园的大门，两侧是50米长的游廊，游廊的石壁上镶嵌着58幅青石雕，题材是中国历史故事。这些故事都是陈嘉庚亲自搜集选定的，其中有反映中国近代史——主要是中国共产党28年奋斗史——的作品7幅。它们是：《五四运动》《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南昌起义》《三湾改编》《井冈山会师》《强渡金沙江、抢夺泸定桥》《毛主席在延安党校发表整风演说》。此外，在纪念碑碑座南面还有3幅石雕，它们是《开国大典朱德总司令阅兵》《新政协筹委会全体常务委员合影》《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升国旗》。这是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面肯定，是他谱写的中国共产党颂歌的主体，“功绩篇”。

鳌园原设计没有陈嘉庚墓。那是后来加上去的。墓后有一“八”字形的影壁，墓前有一拜亭，两者一前一后，呈“八一”之状，象征“八一”建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拜亭穹顶内侧有石雕22幅，内容涵盖了从《大禹治水》到《东山大捷》的漫长的历史，但主体还是中国近现代题材，其中有《抗美援朝》《太平天国》《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集美解放》《东山岛大捷》及反映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战争场面等，表现了中国人民为生存繁衍、反对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创建新中国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中可看出陈嘉庚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高尚的民族气节。这是颂歌的“正气篇”。

在游廊的厢壁上还有一组石雕，称《诸葛亮马前课》。传说诸葛亮出征前，在马前占卜。此挂预言几千年之后的朝代更迭。陈嘉庚笃信此说，把《马前课》的第九课及之后各课雕出，并加解释。

《马前课》第十三课的占卜词是：贤不遗野，天下一家，无名无德，光耀中华。说的是国家的领导者集天下贤士，大家亲如一家，不计名利，献计献策，功德无量，光耀中华；第十四课的占卜词是：占得此课，易数乃终，前古后今，其道无穷。意思是占卜到此终结。此后，中国前程光明，世界和平，天下大同，永无止境。

对《诸葛亮马前课》有人信，有人不信。不管你信不信，但陈嘉庚信。陈嘉庚借此表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得天下，顺天意，得民心；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寄予厚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

此段可视为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颂歌的尾声。这尾声，高亢、悲壮，豪气冲天，回味无穷。

鳌园石雕，是陈嘉庚内心的外化，他把自己对国家、对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炽热的感情像写诗一样抒发出来，凝聚在石头上，成为一曲恒久的颂歌。这颂歌，波澜壮阔，起伏跌宕，高潮迭起，动人心魄。

鳌园建设期间，1952年，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央指示，集美学校要不要开展“三反”运动，要征求陈嘉庚先生的意见。陈嘉庚先生不仅同意，而且还亲自向师生作动员报告。

运动中，有人批评陈嘉庚建鳌园，不顾国家经济困难，花大量的资金大兴土木，建造那不能吃、不能用的石头人。这是巨大的浪费。

陈嘉庚回应说：1934年，他企业收盘时，有人说他“孟浪”；现在他建鳌园，又有人说他“浪费”。看来，他今生和“浪”字有缘。他说，建鳌园，是不是浪费，现在说不清楚，将来才知道它有多大的价值。至于不顾国家经济困难大兴土木之说，更是无稽之谈。他没花国家一分钱，还雇佣上千工人。工人有工做，有钱赚，不挨饿，难道不是在帮国家解决困难吗？

陈嘉庚是和“浪”字有缘。他生在海边，伴着海浪长的。17岁乘风踏浪远渡重洋，在海外拼搏。为拯救羸弱的祖国，他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上。他是中华民族的浪里巨鳌。为救国，他寻找中国的列宁，寻找中国的救星。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人民领袖毛泽东，他对全世界高喊：“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他建造的鳌园，因有集美解放纪念碑而大放异彩；鳌园的石雕是无价的文化遗产。诚如陈嘉庚所言，越来越显示出其价值。石雕记录的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永不褪色，其中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为题材的石雕，连同屹立天地间的纪念碑，不仅是陈嘉庚献给中国共产党的永恒颂歌，更是一部可传至后世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她提醒我们不忘初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乘风破浪，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