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国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由于国内教育制度难以适应实际生产生活的需要，国内教育界决定注重职业教育，掀起了职业教育思潮。陈嘉庚的职业教育实践正是在全国职业教育思潮勃兴高涨的时候开始的，结合自己在南洋经商的所见所闻，根据国家的需要创办各类职业教育。不管是国内的职业教育思潮，还是在民国政府倡导和推动下南洋的职业教育发展，都对陈嘉庚的职业教育活动产生了影响。

1. 我国职业教育思潮的形成

在晚清，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引起了教育领域的变革。为了适应社会生产生活对技术人才的需要，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旨在培养技工人才的新式学堂。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中说：“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本邦。”这种“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的实业教育，便是我国职业教育的萌芽。

据目前学术界资料来看，我国近代最早使用“职业教育”一词的人是姚文栋。尽管当时我国新式教育的内容实际上依然是“实业教育”，但人们已经开始对外洋发展势头良好的职业教育有所关注。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在《添聘普通教习》一文中写道：“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本学堂兼授农林两专门，即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义”。在《保送游学文》中，他说：“外洋本以职业教育为最重。谓国有一民，必须予一民之职业”。在《送农林学生崔潮等游学日本》一文中，他强调：“职业教育为东西洋各国所最重，生等出洋后自知之，予不必言也，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需为用，阙一不可。”

我国教育方向进一步变革，实业教育运动慢慢消退，职业教育应运而生。社会各界有较大影响力的人士都广泛提倡职业教育、主张在中国发展职业教育。1911年，《教育杂志》主编陆费逵指出：“吾国今日，亟宜注意者有三：国民教育一也，职业教育一也，人才教育一也。”1913年他又指出：“职业教育则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所以使中人之资者，各尽所长，以期地无弃利，国富民裕也。非职业教育兴盛，实业教育必不能发达，民生必不能富裕。”他提出职业教育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职业教育发展是实业教育发达和民生富裕的必要条件。郭秉文于1914年8月介绍了他考察欧美教育的情况，指出当时世界各国对教育有三个共同注意点，即“课程改革问题”、“卫生问题”和“经济问题”，而其中经济问题的解决在于“一面普及职业教育，一面使普通学校的儿童知道选择自己适宜的职业”。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职业教育的功能，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主张发展职业教育，解决毕业生不受欢迎的问题，开拓毕业生出路。他提倡“于普通教育时间内，因地制宜，酌加农、工等科”；或改造现有实业学校，“多设甲、乙种实业学校，使小学、中学毕业者，步步衔接，可以志愿入校”。民国时期对职业教育发展影响最大、最重要的人物黄炎培，他对国内外教育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察，并在国内主要教育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游美随笔》《美国教育状况》《职业教育之希望》等文章，极力宣传职业教育。他认为“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1917年5月4日，黄炎培等人组织筹划的以宣传、研究、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的全国性职业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于上海成立，并于同年7月发表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向社会正式宣告：“吾侪所深知、确信而敢断言者，曰吾今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决无能解决生计问题之希望；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同人于此，既不胜其殷忧大惧，研究复研究，假立救济之主旨三端：曰推广职业教育；曰改良职业教育；曰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教育之准备。”

到了1919年“五四”时期，职业教育的关注点开始由“解决生计问题”转为为社会服务、强调在人的发展方面应发挥的作用。在这一发展阶段，职业教育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国家乃至世界联系起来，我国的职业教育思潮形成并达到了勃兴高涨的阶段。

2. 民国政府在南洋积极倡导和推动职业教育

南洋华人社会由商工两个阶层组成，对职业教育有现实需要。鉴于华人社会的工商属性，二十世纪初民国政府便在南洋积极倡导职业教育。南洋华侨教育界本身也有注重职业教育的倾向，海峡殖民地教育委员会在1902年提呈了《甘尼士里报告书》，建议当局设立工科和商科。黄炎培1907年前往马来亚华校参观时，吉隆坡尊孔学校改设乙种商业学校，巴城中华学校附设中等程度之商业专修科，不少华校还设有商业课程；此外，养正学校有学生储蓄银行，新加坡启青学校有商业实习，宽柔学校有五七公司，尊孔学校有益群公司，坤成女学有职业实习部，怡保育才学校有学生贩卖部等。

陈嘉庚与黄炎培认识于1917年。当时，黄炎培受教育部指派到南洋调查，林义顺介绍两人认识。在南洋，黄炎培对华人社会职业教育的提倡不遗余力，主张在培养华侨具有中国国民特性的同时，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他们谋生的技能。黄炎培考察完回国后，整理发表了《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他认为，职业教育应以实用主义为基础，“学生毕业立可谋生，学生制作可为商品，在校修学兼可营利”；并强调，无论是商业学校还是商业专修科都应配有商品实物陈列室、商事调查以及商业实习等，为学生提供课外实践锻炼的机会；考虑到商战以农工为大本营，加以南洋天产之丰富，“凡竹木藤草等植物之堪为手工原料者，上等二百余种，下等千数百种”，“一方利用彼丰富之天产，一方利用吾天生灵巧之心思，勤敏之手腕，养成其精良之技术，以从事制作，何难于商业外别开一大富源”。

因此，此时黄炎培的主张是以实用主义为基础，重视实践，农工教育与商业教育并重以振兴经济；而普通教育酌设职业科以备谋生兼或升学，可使学生有多重选择。英属马来亚华校纷纷响应。

3. 陈嘉庚的职业教育活动

3.1陈嘉庚的职业教育活动与国内教育思潮接轨，是与个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的

陈嘉庚强烈的爱国爱乡思想，毕生热心教育，希望通过发展教育和实业救国。他深感发展经济、振兴实业对于富国强民的必要性，而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又是发展经济、振兴实业的前提。因此，陈嘉庚创办职业教育的出发点就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个人生计问题，而是与个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的。

他特别强调教育与实业的关系。1912年，清朝封建帝制被推翻，民国政府建立，陈嘉庚便“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份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及经营海产罐头蚝厂”。（《南侨回忆录》）他从办教育和实业两个方面入手。他还认为“振兴工商业的主要目的在报国，但报国的关键是在提倡教育。否则实业家与商人，难免私而忘公。”（陈达：《浪迹十年》第67页）他曾在说明筹办厦门大学的动机和经过的演讲中说：“窃吾人欲竞存于世界而求免天演之淘汰，非兴教育与实业不为功。此故尽人所知，然就进化之程序言之，则必先兴教育，而后实业有可措手”，他还说：我国现有大学多数是外国人办的，其内容不过神学、文学、医学等科目，而农工商等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的重要专业，则少有所闻。并且当时的情况是“邻省如公私大学林立，医学校亦不少，闽省千余万人，公私立大学未有一所，不但专门人才短少，而中等教师亦无处可造就”。

于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进一步培养专业技术人才，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先后创办了水产科、商科、航海科和农林部等职业科。他从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的重要专业入手，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

因为目睹了旧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船舶川行如织，但航权均操洋人掌握，我国公私营船舶，即在国境，犹寥若辰星，况在海外各属殖民地，何从觅其踪影”，“吾国人口居世界第一位，沿岸领海环抱万里，不让任何大国；乃所有船舶之数尚不足与最少船舶之国比拟，甚至世界数十国航业注册，我国竟无资格参加，其耻辱为如何？故今后我国欲振兴航业，巩固海权，一洗久积之国耻”。于是，陈嘉庚本着“开拓海洋，挽回海权”，“造就渔业中坚人才以此内利民生，外振国权”，于1920年2月在集美学校开办水产科，主动承担起“奋起直追之责”。1925年春，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又增办了航海科。

陈嘉庚在新加坡经商期间，接触了资本主义文明，亲眼目睹经商过程中我国商人“听天由命，因人成事，甚至一身命脉，均操纵于外人”的处境。究其原因，陈嘉庚在《南洋商报》开幕宣言上说，“我国商业之不振，推原其故，地非不大也，物非不博也，人非不敏也，资本非不雄且厚也。所独缺乏者，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耳。吾深知此弊，以为补救之法，莫善于兴学。侨商若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务必急起直追，学习西式簿记知识，银行、贸易技术本领。”于是，1920年8月，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创办了商科。

陈嘉庚因为十分关注占我国人口最多的农民及其农村的生产生活问题，关注我国农业的发展。他在《南侨回忆录》中说：“我国素以农立国，然因科学落后，水利未兴，改良无法，故收获不丰，民生困苦。本省虽临海，农业实占一大部分，尚乏农林学校，以资研究改良。余对于农科尤为注意。民十二年函告叶校长，在天马山或美人山麓择地开办，土地虽欠佳，可以肥料补助。”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1926年3月集美学校农林部正式开学，招收甲种农林第一组四个班，学生130多名。

可见，陈嘉庚的职业教育活动是与个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的。既考虑了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同时也考虑了社会发展实际，特别是考虑了国家未来建设的需要。

3.2受南洋职业教育发展形式的影响

陈嘉庚的职业教育活动与当时黄炎培1917年在南洋倡导和推动的职业教育主张相类似。一方面，陈嘉庚采用了先在普通教育设职业科的思路；另一方面，他在职业科设置科学的学制和课程标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陈嘉庚的职业教育活动，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创办职业学校，而是在集美学校基础上创设水产科、商科、航海科和农林部。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之后，水产科、航海科才慢慢改为集美高级水产航海职业学校，商科慢慢改为集美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农林部慢慢改为集美农林学校。

陈嘉庚在职业科设置科学的学制和课程标准，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了有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陈嘉庚非常重视职业教育所需的建筑、场地和设备等硬件设施。建筑方面，水产科有校舍允恭楼等；商科校舍有明良楼、崇俭楼等；农林部校舍有务本楼、敦业楼等。除兴建各类教学楼，陈嘉庚还花费重金建造及购置各类教学、实习实践、生活必需的配套设施和设备，如水产学校设有机械工厂、渔轮、渔场等实验、实习场所；航海学校有海上训练基地；商业学校专门配备打字教室，消费公社、储蓄银行也被制定为商科学生的实习训练场所；农林学校配备有试验场、畜牧场、田园等实践场所……此外，集美学校还配备有图书馆、科学馆、美术馆等。设备方面，为了应对水产航海科特殊的教学需要，1922年至1929年间，陈嘉庚先后雇人建造或从国外购进“集美一号”至“集美四号”四艘实习船，供水产航海科学生开展实习实践活动。他还从海外订购大批理化仪器、化学药品、实习渔船以及生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等实际标本。

4. 结语

陈嘉庚的职业教育活动开始于我国职业教育思潮勃兴高涨的时期，他的职业教育活动离不开当时国内外职业教育思潮的影响。虽然，他没有留下专门的职业教育理论文章或专著，但他用职业教育实践为祖国培养各式各样的优秀人才，推动和引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直至今天，研究、学习并贯彻陈嘉庚的职业教育思想，对指导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依然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白媛媛.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