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

1940年冬，英国万吨远洋轮“尼尔斯莫拉”号在茫茫的大西洋上航行，报务员将陈嘉庚先生的一份电报呈递给船长俞文农：时值国难，母校内迁，师资奇缺，尔等航海经年，深谙技巧，能否回国从教、为母校分忧？

俞文农沉思片刻，旋即回电：“来电收到，悉知雅意。国家有难，我等责无旁贷！待船舶靠岸，乞容时日交割，旋回国效力。”寥寥数语，掷地有声！

俞文农

九天之后，“尼尔斯莫拉”号停靠伦敦港，俞文农上岸即向英国海运公司船东会递交了辞呈。其时世界万吨远洋轮不多，有船长资质者更是凤毛麟角。船长辞职，巨轮必将停驶，船东会将承受巨大损失。英国船东会接俞文农辞呈之后，进行了紧急磋商，一边以“加薪”的优惠条件力挽俞文农，一边以“合同期未满应交巨额违约金”、“不支付扣发的薪金余额”和“五年合同期未满，保险公司不退保险金”等招数想要动摇他回国的决心，俞文农则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为由再三致歉，放弃了他人梦寐以求的船长职位，放弃了1800美金的月薪，放弃了高额保险金，放弃了尚未结清的薪金，放弃了运不回来的行李，还赔付了高额违约金……用两根金条，买了一张“黄牛票”，背着30多本厚厚的航海专业书，在大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抵达香港，取道广东。

1941年2月，俞文农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地到达闽中腹地大田，在母校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担任一名普通的航海专业教师。航海科主任巫忠远从校董陈村牧的口中得知了俞文农回国的经历，情不自禁地和同事们讲起，大家感慨不已，俞文农却淡淡一笑：国家危亡，个人得失又何足挂齿？

时值战乱，集美水产航海高级职业学校是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水产航海学校，教科书奇缺。天文学、航海术、操船术、引港术、轮机学、海商法、海权史、海事法规、汽机学、商业地理、海上气象学、造船学等航海专业教材无处购买，怎么办？

“没有教材，我们自己编！”于是，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编写、刻印教材成了老师们的家常便饭。而俞文农作为教务主任，在繁重的教务和教学中，不但身体力行地编写、审校、刻印、装订多门学科教材，还自制船模教具、绘制航海教学挂图。大伙儿白天上课，晚上编印教材、制作教具，同心同德，克服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困难，共同撑起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水产航海教育的一片蓝天。

“条件差，教学质量不能差！”是俞文农的口头禅。

大田集美水产航海高级职业学校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航海学校，也是世界唯一的一所远离海岸线的航海学校。学校对教学高标准、严要求，如专业课坚持双语教学，海图课要求学生能读懂英文海图，驾驶课要求学生要仔细观察海清、读写英文航海日记……为了破解“纸上谈兵”之困，俞文农、陈维风、巫忠远和同事们一起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为学生们创设了许多实习的平台，如“均溪河水面求生”“塔兜潭高台跳水”“仙亭山借树攀桅”“六分仪观测天体”“水银模拟海面”“云缝瞬间观星定位”“船舶避碰模拟演练”等实践课程，而水产专业的“开池养鱼”实践教学更是开启了闽中大地淡水养殖的先河。

     大田均溪“塔兜潭”高台跳水训练

在远离海岸线的深山里，没有船，没有造船厂，没有测量仪器，如何教造船？如何教测船位呢？原香港太古轮船公司远洋轮船长谢种玉老校友回忆：“当时的造船业是用铆钉组合钢板的，比现代用焊接组合复杂很多。加上缺乏造船厂供实地参观，只能在纸上谈兵，既难教也难学。我每次考试都只得40来分，感到十分困扰。俞文农恩师极力帮助我，他因地制宜地来个直观教学,教我剪纸皮当钢板，再用订书机钉当铆钉。很快地，造船对我再也不是那么抽象，一切变得是那么具体、形象。结果我的《造船学》大有进步，之后考试都能达到70 分以上。”

谢种玉船长还讲述了俞老师上《天文学》的动人故事:“在茫茫大海中航行，航海者不但要靠测太阳来掌握方向，有时也得测星星及月亮。为了更好地传授有关天文知识，俞老师在晚自修时，用五节手电筒照射天空，教我们认识星座及星星。当时学校只有旧式六分仪，他很细心教学生们读度数测天，特别是还教我们如何在大白天也可测到金星的方法。后来我在太古轮船公司英籍船上任三副时，就经常在白天用测太阳及金星的方法测定船位。英籍船长觉得十分惊奇，问我得道何处，我说这是我在大田念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时俞文农恩师教的，并示范给他看。他们都对俞老师高水准的教学水平钦佩不已。”

俞文农在大田上航海课

 当年的学生陈志渊校友回忆说：“我们在大田读书时既无轮船实习，也见不到大海，俞老师用水银人造海平面，教我们用六分仪观测天体。他要求我们要如同在海轮上观测那样一丝不苟认真操作，要求观测数据准确，观察动作必须敏捷。因为在茫茫大海中，有时太阳露出云端的时间是短暂的，若不迅速准确地观测，就可能坐失良机。”足见其严谨治学之一斑。